向往农场生活

　　地处长江出海口的崇明岛东邻大海，南北西三面环江。潮来潮落，岛周边的滩涂地就时涨时坍。涨了滩涂地，挖泥筑堤，围垦沙地，然后有人家住上去种地。
　　1958年，上海市政府组织了大批职工，浩浩荡荡地开到崇明岛北边新涨出的滩涂地上，挖泥筑堤，由东到西约几十公里围垦了一大片土地，陆续建立起八个农场。接着动员当地农民落户农场，再从市区调来大批知青，从事农业生产。尤其是文革时期，约有十多万上海知青落户八大农场，成了拿工资的农场职工。
　　我十五岁那年，冬季农闲，全队自发组织了所有青壮劳力，去远在二十多里外的长征农场捡柴火。当我们推着独轮车，浩浩荡荡，迎着朝曦，踏着满地冻霜，穿村过庄，八点左右到红新农场某个连队时，倍感新鲜的我看到那些农场职工，大概刚起床，披着时髦的棉袄，足蹬漂亮的球鞋，懒懒散散，三三两两地在宿舍楼前的自来水槽前刷牙，洗脸，聊天。有的捧着搪瓷盆，坐在楼前的长凳上，正埋头唏哩呼噜地喝着大米粥，就着腌萝卜条，啃着雪白的馒头。
　　我的眼睛当时就看的发直了。我必须每天挑一对水桶到泯沟里挑水，倒进厨房里的大水缸，撒些明矾，抄起一个竹竿搅动满缸水，然后等水沉淀了再用。而他们只消轻轻拧一下龙头，洁净的自来水就哗哗地流了出来；我早晨吃的是用开水泡过，又硬又粗粝的隔夜麦饭，嚼食时费劲，吞咽也费劲。而他们吃的大米、精白面；我五更不到就动身，一口气跑了二十多里地。而他们看样子刚起床；我穿着破旧不堪的土布烂棉袄，单薄的土布裤子，脚穿一双烂棉鞋，大脚趾头都快脱颖而出了。而他们的衣着时尚、光鲜。这强烈的对比，顿使我自惭形秽。同时又愤愤不平，这些知青的命咋就那么好呢？
　　由此，我羡慕起农场职工们的物质生活。
　　
　　文革期间的一个酷夏，由于大批知青返城串联，导致农场大片土地无法及时播种，于是农场向附近公社的农民发出邀请，前去插秧。当天结算，而且是现金。这消息太吸引人了，于是三哥带着我，跑到三十里外的新海农场找活干。前后干了约一星期，得到了一笔可观的现金，把老妈给乐的合不拢嘴。
　　但我却开心不起来。
　　从春耕忙到夏收，成天在地里干活。好不容易等到农闲了，正想悠闲地看看书，吹吹笛子，却又不得不去农场找活挣钱。看看那些留守在农场的职工们，他们每月有雷打不动的工资可拿，哪在乎公家的地里长不长庄稼。所以夏日炎炎时，他们懒散地躺在树荫下，摇着芭蕉扇，嘲笑我们这些愚昧的乡下人，为了一块钱，冒着被蚂蟥叮咬的危险，汗流浃背地在烈日下撅着屁股拼命插秧。
　　天黑后我们收工，筋疲力尽，一身臭汗，回到临时住宿地——农场的仓库时，看到那些农场职工早已洗完澡，男的穿着雪白的汗背心和卡其布长裤，晚饭后在操场上散步，聊天。有几个男青年为了秀他们的肌肉，正兴致勃勃地打着篮球，吸引了不少穿布拉吉的姑娘过去观看。一阵微风吹来，我明显闻到淡淡的香水味。不用说，那肯定是那些姑娘们身上散发出来的。
　　过了会儿，我注意到有几对男女青年，似乎正在热烈地讨论着什么，聊着聊着，他们离开了人群，悄悄地隐入河边的树林里，浓重的暮色随即阻断了好奇者的视线。他们在那干什么呢？我好奇地问同去插秧的堂兄宝田。
　　宝田哼了一声：干啥？年轻男女在一起，还不是偷偷干那事呗。据阿根说，他有一年去农场干活，正是油菜花开时节，看到农场宿舍后面的油菜地里，有大片大片的油菜都被压在地上，厚厚一层，像床垫……
　　我自作聪明地插嘴：是牛踩的？
　　宝田冲我喷了一口烟，说：你这个初出茅庐的嫩蕨儿，懂个鸟呀。那是农场男女青年干那事时故意踩踏的。那才是真正的天当被，地当床，中间躺着一对野鸳鸯。哈哈哈。
　　大家听得快活，似乎也分享到了那种乐趣，一齐咧嘴暧昧地大笑起来。我却笑不出来，觉得浑身燥热，只想喝水。
　　唉，还是农场好。有了那么多的漂亮姑娘，才能发生甜蜜浪漫的爱情呀。
　　
　　有一天我经过一片树林，看到一个青年仰坐在一棵树旁闭目沉思。他是那么入神，竟然连身边有人经过都懒得睁一下眼。再看，他身边有一本覆扣着的书。处于对书的渴求和崇拜，我放慢脚步，伸过头去仔细地瞄了一眼，封面上两个大字；复活。那时我还没接触外国小说，我想，复活复活，不就是死去后又活了回来么？这人大概遇到了什么难解的怨结，正想从书中找到如何活下去的经验吧。
　　他能不能复活，这不关我事。然而我还是很羡慕他有书可读。
　　文革前，我曾就读过的中学里有个图书室，里面排满了书架，书架上摆满了书。我感觉摸进了知识的宝藏，几乎每星期都要光临一次图书室，借书还书，还书借书，乐此不疲。文革开始后，图书室取消了，很多书被堆在操场上，再点上一把火。唉，太可惜了！看的我躲在人群后面一个劲地跺脚长叹。回家务农后，除了哥哥们的语文书，家里只有《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和一册我从抄家物资里偷出来的《中国电影》合订本。问别人借吧，周围大多数人家小学都没读完就休学了，谁家有书？就算少数人家有书，怕被人当作封资修，谁敢往外借？我感觉自己像条鱼，躺在退潮的沙滩上，在阳光的煎熬下，无奈地挣扎着，想游进远处的知识海洋。看到那个职工身边的书，我眼睛一亮，偌大的农场里应该有图书室吧？
　　
　　从那以后，我有好几年一直做着进农场当职工的美梦。每月按时领工资，收入肯定比生产队里高；每天睁开眼，到自来水龙头上刷牙洗脸，然后到职工食堂吃点好的；八点下地，由于大多农活由农机包了，劳动强度肯定比生产队轻松多了；晚饭后虽说不会打篮球，但可以吹吹口琴啥的，说不定也能捕获几个姑娘的青睐；每周有一个铁打的星期天，可以到附近的镇上逛逛街；经常到场部图书馆去借书，充实我那日益强烈的精神需求；如果可能的话，物色一个姑娘，过一把谈恋爱的瘾……
　　可惜，文革后，农场不再招收当地农民。因为，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平下中农再教育运动号召的上海知青，正源源不断地从市区涌向这八个农场，导致农场里人满为患。
　　于是，那个梦想始终无法实现。
　　
　　七十年代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跳出农门，进了市外事部门工作。每年探亲回家，在客轮上总听到一些回市区探亲的农场职工满腹牢骚地抱怨农场生活，比如劳动强度大，工资却没法跟市区工人比，在市区工人眼里简直是垃圾瘪三；农场里没有南京路的繁华，没有外滩防汛墙边的浪漫；男女青年都不愿意在农场找对象，怕结了婚就没机会调回市区。因此那些青年在我眼里大多怨天恨地，一肚子冤屈无处倾诉的模样。有的人一言不合就撸袖子打架，有的人则颓废无聊，随意混日子。
　　随着身份的转变，随着眼界的开阔，回头再看看曾经被我无限向往过的农场生活，竟也不过如此。
　　人比人，会气死人。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每个人，如果要盲目攀比，他的前面总有遥不可攀的人。最聪明的做法，是认清自己在这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安分守己，不奢望，不狂妄，过好自己的日子。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