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登甲秀楼

七律·登甲秀楼
  
  平水韵·仄起·首句押韵·八庚
  
  俯槛寻幽望帝京,临窗溯古叹朱明。
  翠微锦阁飞檐叠,浮玉虹桥削壁横。
  居正金梁陪乐土,翊钧宝玺伴愚氓。
  云黔隐匿千年梦,断送由榔万里程。
  
  注:
  
  甲秀楼----位于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翠微巷8号,地处南明河上,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 以河中一块万鳌矾石为基设楼宇,历代屡加修葺。甲秀楼属于三层三檐四角攒尖顶阁楼,这种构造在中国古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由桥面至楼顶高约22.9米,为木结构阁楼,画甍翘檐,红棂雕窗,白石巨柱托檐,雕花石栏相护,翘然挺立,烟窗水屿,如在画中。登楼远眺,四周景致,历历在目。
  朱明-----即明朝(1368年―1644年),由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故曰朱明。
  翠微锦阁-----即贵阳翠微阁,地理位置与甲秀楼毗邻,始建于明弘治年间 1488 ─1505年,是一组较大规模的古建筑群,占地4000多平方米,现为贵阳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浮玉虹桥-----即浮玉桥,是贵阳城内最长的桥,全长92米,宽7米,因桥像一条玉带浮于水面,故称浮玉桥。
  居正-----张居正(1525年5月26日-1582年7月9日),男,汉族,字叔大,号太岳,明朝政治家、改革家、内阁首辅,辅佐明万历皇帝朱翊钧进行“万历新政”,史称“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出生于明王朝嘉靖四年。嘉靖皇帝完全由于意外白捡个皇帝做。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因荒唐无度31岁便突然驾崩,且死后无子嗣,其生母张太后与内阁首辅杨廷和决定,由近支皇室、武宗朱厚照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年号“嘉靖”,庙号世宗。张居正是在嘉靖皇帝朱厚熜做天子第四年的五月份来到人世间。此时明朝已经运行了一百五十七年,明太祖朱元璋也已去世一百二十七年。张居正的祖上是千户所,太爷爷因为不是家中长子所以没能承袭,于是去了江陵做**。爷爷在王府当警卫,爸爸很出息是个秀才。太爷爷给这个端午节出生的小玄孙起名张白圭,希望日后能成材。然而,这个太爷爷硬是没有想到,小玄孙不仅成材,而且是架海金梁,擎天玉柱,不仅替朝廷安邦定国,且能左右历史大局的翘楚之才。据《明史》记载:张居正“少颖敏绝伦”。二岁会写字,五岁能作诗,十二岁考童生试,即资格考试。在府试中遇到他第一位贵人,荆州知府李士翱。李士翱非常欣赏张居正少年得志,随即铺宣泼墨把其幼名张白圭改为更加响亮大气的张居正。这回好了,有知府赐名,张居正满面红光,运气来了鬼都挡不住,这下子即使不算我辈攀龙附凤,至少也属于举家蓬荜生辉。接下来更顺风顺水,张居正十三岁参加乡试,即省考,又遇到他第二个贵人,湖广巡抚顾璘,真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巡抚顾璘是个众里寻他千百度却是偶尔露峥嵘识才伯乐,当这个省部级官员读完张居正撰写的文章后,立马拍得公案震天响称张居正为当世之“国器”。然而,顾璘深知大凡有才的人,都会恃才傲物,一旦遭遇挫折便会一蹶不振,从此销声匿迹。于是,顾璘有意让张居正这次省考名次排后,使其经历挫折,先受磨练,日后方可晋身中枢为国所用。张居正并没有因为落榜而灰心丧气,整整沉积三年之后,张居中再次参加乡试中了举人。顾璘鼓掌称赞并取下自己的腰带送给张居正,望他能成为“君异日当腰玉,犀不足溷子”。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张居正高中进士。顾璘为张居正所做的事堪比“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谋划深远”。随后张居正开始其仕途人生,年仅23岁便进入翰林院做庶吉士,没俸禄可拿,也没岗位职称。25岁张居正转为正式翰林院编修,领正七品官俸。1564年,进詹事府做右春坊右渝德,六品,**国子监做司业,和高拱是同事。恰在这个时候,张居正得遇他人生中第三个贵人,也是最重要的贵人吏部尚书徐阶。徐阶,字子升,号少湖,一号存斋。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区)人。嘉靖二年以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后因忤张孚敬,被斥为延平府推官,受此挫折,从此谨事上官。后又进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朝廷机要大事。徐阶擅写青词为嘉靖帝所信任。这期间,徐阶与内阁首辅严嵩在朝共事十多年,谨慎以待,加之善于迎合帝意,故能久安于位。嘉靖四十一年,徐阶得知嘉靖帝对严嵩父子的不法行为已有所闻,于是命御史邹应龙参劾,最终使严嵩父子倒台。随后,徐阶取代严嵩成为首辅,累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就这样,张居正在贵人徐阶推荐下,做了裕王府讲师,再后来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五品。嘉靖帝死后,徐阶提拔张居正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正二品。回首过去,张居正早在嘉靖年间就已步入朝堂,时局不可不谓之乱。但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波诡云谲的官场风云,成为张居正仕途的天然养料,培育其成为一代政治家。在张居正成为首辅之前,他先后经历了四次首辅之争,夏言和严嵩之争,严嵩和徐阶之争,徐阶和高拱之争,高拱和张居正自己之争。虽然初入职场的张居正面临站队的问题,但是严嵩和徐阶都很看重他,即便张居正选择了加入自己贵人次辅徐阶门下,而时任首辅的严嵩也并没有打压张居正,阻挠其仕途发展。事实证明张居正在人生重大选择上做对了,当严嵩被清算之后他应为是其阵营的对立面而没有遭到一丝一毫的株连。然而,当严嵩惨死在故乡坟场,作为内阁大臣的张居正马上写信给当地官员让其发发善心安葬严嵩,这说明张居正做事不仅不教条死板,且看待事物自有独到之处。正因为如此,张居正在险象环生的官场,能处变不惊左右逢源解决错综纷杂之矛盾游刃有余,即使在政敌上司或是死敌对手面前也仍然不被嫉恨或遭到报复。可以说,只有张居正这样天生加天才的政治家才能达到这一境界。正如学者郦波所讲:张居正具有不卑不亢的政治气度。这个政治气度,是他对事务的见解高度,是同时代的人无法企及的。可话是这么说,张居正与高拱到底成为冤家对头并且剑拔弓张。高拱,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内阁首辅。高拱自幼受到严格家教,“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年龄稍长,即攻读经义,苦钻学问,十七岁以“礼经”魁于乡,以后却在科举道路上蹉跎十三个年头才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进士。后来在严嵩、徐阶相与推荐下,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高拱迁为翰林侍讲学士,并在裕王府邸度过九个春秋。裕王,即嘉靖皇帝第三个儿子朱载垕,明朝第十二位皇帝,年号“隆庆”,而裕王是隆庆皇帝朱载垕被立为太子之前的爵位。高拱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升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高拱在裕王府邸的九年里,讲授经筵,敷陈剀切,谨慎用事。裕王朱载垕深受教益,并且二人建立了深厚的王臣、师生关系,即使高拱离来王府后,“府中事无大小,(裕王)必令中使往问”,裕王还先后手书“启发弘多”、“怀贤”、“忠贞”等字赠赐高拱。翌年,裕王朱载垕同父异母的哥哥,嘉靖十八年就被册立太子的景王朱载圳突然暴毙,于是裕王朱载垕被立为太子地位开始明朗,而由于高拱与裕王朱载垕的师生关系,不仅使高拱的上司、同僚对他刮目相看、趋之若鹜,同时,也奠定了高拱后来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基础。当时,内阁首辅严嵩、次辅徐阶正互相倾轧,抵牾日著,高拱泰然往返于二人之间,未见有所厚薄。两人因高拱为准太子裕王的讲官,以后腾达有日,故也颇器重于他,有时甚至避让几分。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三月,由徐阶荐举,高拱晋升礼部尚书。同年十二月十四日,明世宗嘉靖帝朱厚熜驾崩,太子裕王朱载垕继位为帝,随即亲疏厚薄立显,刚刚临朝执政的明穆宗隆庆皇帝朱载垕立马册封其恩师高拱为少保兼太子太保,并以文渊阁大学士入值内阁。不久,高拱与张居正的贵人徐阶反目成仇,其后竟至相互攻讦。说起来,徐阶与高拱在隆庆年间时相继担任首辅,是影响明朝中后期政局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两人性格上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都非常霸道、专断、重权、恃才自傲。正因为性格相似,两人很难和睦相处。所有的恩怨情仇根源便在此处。随着嘉靖皇帝去世,隆庆皇帝登基,高拱渐渐流露出登顶首辅的决心,在内阁当中也屡屡和徐阶唱对台戏。面对这种情况,心里落差极大的徐阶在忍无可忍之下,调动自己在朝中的力量直接把高拱弹劾了事。这一次高拱才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树大根深,徐阶一出手自己背后哪怕有皇帝撑腰也不得不灰溜溜的滚出朝堂。不过这一次失败并没有把高拱打到,他把这件事深深地记在了心里,因为他知道只要隆庆皇帝还在位,自己就一定有复起的一天。既然复仇的种子已经种下,而当高拱再回来时候,他将变得更加成熟。时光飞逝,斗转星移,徐阶日渐衰老,这位当朝宰相皇上首辅终于向隆庆皇帝请辞还乡。徐阶一走,隆庆皇帝立刻便重新启用了高拱,可见这位学生还是很信任自己的老师的。高拱再入内阁之后,立刻便开始了他雷厉风行的改革。随着隆庆开关、通贡互市等一件件大事完成,使得高拱在内阁威望激增,基本算是坐稳了首辅位置。接下来高拱开始整顿吏治,清理地方各级官吏侵占田地问题。而非常不巧的是,徐阶的儿子依仗父亲的权势确实侵占大量的民田。这样一来,算是撞到高拱枪口上。如今政治上已经成熟的高拱并没有自己出面,他直接把海瑞这个“一根筋”安排到徐阶老家,把徐阶的田产清查个底朝上,紧接着高拱又纠集朝廷言官一拥而上并且一股脑儿地弹劾徐阶,最终硬是把徐阶的儿子发配边疆充了军。这一次高拱终于赢了,曾经羽翼遍布朝野的徐阶毫无还手之力。然而,朝堂原本就是一个循环,没有永远胜利者,严嵩不行了,徐阶不行了,难道高拱就可以是不倒翁?正所谓风水轮流转,于是徐阶的学生张居正与隆庆帝的恩师高拱一场高端对决已无法避免。说起来,高拱与张居正早在两人供职国子监时就已相识,两人不仅志趣相投,而且相期将来入阁携手匡扶社稷。谁知嘉靖帝去世当天,当时的朝廷首辅徐阶只顾召集自己的门生张居正共同撰写嘉靖遗诏,并且压根就没打算通知已是阁臣的对手高拱,这下子坏了,高拱不但恼恨徐阶更嫉妒张居正,于是高、张二人顿生龃龉。再看徐阶走后朝廷的政治态势,高拱在短短两年内,施展几番拳脚,便把内阁中陈以勤、赵贞吉、李春芳、殷士儋等四位大学士一并赶走,这四位都是高水平和高能力之人,眼瞎内阁中只剩下高拱和张居正两人,关键时刻有恃无恐的高拱竟犯了个致命错误,他不仅低估对手张居正的聪明绝顶,而且竟狂妄自负地认为:张居正的班底就是徐阶的班底,我已经把徐阶阵营全都贬斥到京外,你张居正孤掌难鸣,能翻起多大的浪花,更何况,内阁中只能一个人说了算,你张居正愿意就熬下去,不愿意可以提出辞职,一山不容二虎。张居正何尝不知高拱是内阁首辅兼任吏部尚书,门生遍布朝野每处,就连隆庆皇帝也是高拱的学生,这一切就是高拱的政治资本,而只要隆庆皇帝还在世,高拱没有明显失误,那么短期内就难以撼动高拱。于是,张居正只有学老师徐阶对付严嵩那一套,韬光养晦,潜伏爪牙忍受,并极力逢迎隆庆皇帝和高拱。张居正甚至把隆庆皇帝比作周成王,而将高拱比作周公,他在默默地等待时机,隐忍待发。是年五月机会终于来了,隆庆皇帝朱载垕病危,召高拱、张居正及高仪三人为顾命大臣,穆宗朱载垕握著高拱的手说:“以天下累先生”。这位即将咽气谢世的皇帝朱载垕,史书上又称朱载坖,是明朝第十二位皇帝,明世宗嘉靖第三子,早年受封裕王。公元1566年,随着嘉靖皇帝与朱载垕的两位哥哥去世,朱载垕责无旁贷地登上皇位。朱载垕为人谦和善良,对百姓、官员十分宽厚,执政期间有很大作为,不过很可惜这位穆宗朱载垕也是位短命皇帝,在位仅仅六年就匆匆离开人世,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是丹药和纵欲。朱载垕为人忠厚、治国贤明,但有一样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好色。朱载垕有个贴身太监叫做孟冲,此人惯会揣测圣意,为讨好皇帝,孟冲经常给朱载垕进献美女,其中有很多来自西域高鼻深目金发碧眼之佳丽。对此,朱载垕如获至宝,多多益善。朱载垕不仅沉迷女色,不顾身体每况愈下仍然不加节制,而且还以服用大量壮阳丹药来支撑其淫欲。陈皇后见朱载垕声色犬马,婉言劝道:“皇上此位来之不易,身负祖宗之托,应谨慎小心才是,况且陛下也应多多保重身体”。 朱载垕听罢,很不耐烦地呵斥道:“祖宗之法,皇后虽母仪天下,但绝不能参与政事!”陈皇后因此受到冷落,皇后之位还险些被废。朱载垕早年遭到冷落、长期压抑,故继承皇位之后为发泄心中积怨而在私生活上肆无忌惮。但是为满足一时之快而长期服用丹药,无异于自残或自杀之举。于是对于朱载垕的死众说纷纭,有些史书记载是纵欲而死,也有些记载则是误服丹药而亡。但民间野史中却言之凿凿地记载:朱载垕身体驾崩前就十分虚弱,每次上朝都是头晕目眩、气喘吁吁,为调养身体,已经两个多月未临朝执政,要命的是朱载垕身体刚刚见好,太监孟冲就立马给他又送去十位绝色美女。朱载垕非常清楚自己身体,但也管不了那么多,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朱载垕为满足他这种情欲嗜好,竟然雪上加霜地服用大量丹药壮阳。后果可想而知,转天耗光自己身体的明穆宗朱载垕,还没等望见那轮喷薄欲出的东方红日就已猝死在乾清宫,年仅35岁。陈皇后看到此情此景,她既悲伤又无奈,不禁感叹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不知陈皇后是后悔朱载垕当皇帝,还是埋怨他放纵自身而导致恶果。他们夫妻二人身受苦难多年,好不容易熬出头,却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结局。朱载垕本应有机会成为明朝中兴之君,甚至可以扭转乾坤,改变明朝后来之命运,但是,可是,却因为其过度纵欲而没能实现其远大抱负。穆宗朱载垕驾崩之后,在神宗朱翊钧登基仪式上,冯保始终站立在御座旁边,满朝文武大为震惊,并心生不满。高拱见冯保权力越来越大,心里不能容忍,授意阁臣提出“还政于内阁”的口号,组织一批大臣上书弹劾高拱。此时,高拱执掌内阁牛耳,飞扬跋扈,看似独掌权柄,实则树敌甚多,而高拱树立的最大敌人就是张居正。张居正立刻反对高拱弹劾冯宝的动议,张居正想要搬到高拱就必须组建个政治联盟,而冯宝就是不二人选。政治斗争就是相互利用,不讲什么良知与道德。张居正还真找对人了,冯保是东厂提督太监,兼御马监管事太监,掌握着特务和警卫部队。按说他权力不小,但他的志向不在于此,他想谋取掌印太监位置。司礼监负责帮皇帝批改奏章,权力最大,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多少太监梦寐以求。但高拱搅了冯保的美梦,他建议隆庆皇帝让陈洪担任,因为陈洪为高拱入阁出了大力的。本来,隆庆皇帝有意安排冯保担任,因为高拱插了一杠子,煮熟了鸭子飞走了,冯保无奈,只有继续在深宫里等待机会,可谁知冯保等来的却是高拱对他的一纸弹劾,这使得本来就仇恨高拱的冯宝更加怒火中烧。而就在如此关键时刻,现在张居正拉他入盟,让冯保顿时喜出望外。双方正式结盟,不过冯保虽然聪明,但是其政治智慧比起张居正来还是天上人间之差距,而张居正经过周密设计,最终将高拱曾在内阁说过的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篡改为“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然后指使冯保以此在皇贵妃李氏和陈皇后面前状告高拱,冯宝在状告高拱的时候添油加醋,煽风点火,直接宣称高拱阴谋废黜神宗朱翊钧而打算拥立别的藩王登基,皇贵妃李氏和陈皇后听后大惊失色,于是六月十六日早朝,“召内阁、五府、六部众至”,切责高拱擅权无君。到会极门,太监王榛捧旨宣读:“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高拱听旨后,“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从后赶来的张居正将高拱扶起。然而冯保并不干休,非要置高拱于死地而后快。后来有一天,神宗皇帝清晨出宫视朝,被一名叫王大臣的男子冲撞。皇帝侍卫将王大臣擒获后,从他身上搜出刀剑各一把,随后由皇帝下旨,押送东厂审问。东厂特务机关总管冯保借机构陷高拱,暗地里嘱咐王大臣,要他假认是高拱所指使。一时之间,谋刺皇帝的谣言迅速传开,朝廷各科道官员人人自危,不敢贸然上疏替高拱辩冤。而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吏部尚书杨博则挺身而出,坚决要求将王大臣案由刑部、督察院与东厂共同审理。张居正迫于压力,只好上疏神宗皇帝,下旨让冯保会同左都御史葛守礼,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会审。高拱因此被洗刷了冤情,王大臣则被处以死刑。王大臣一案使得冯保惹恼了朝中众多大臣,大家都对他诬陷高拱的险恶行径嗤之以鼻,但是也没能挽救高拱被赶出朝廷的悲惨命运,而张居正却因此牢牢地坐稳了首辅这把交椅。张居正身为首辅,又得到了皇帝的绝对信任,而且大权在握,于是从万历初年起,便开始一步一步地实行他胸中的改革蓝图:在政治上,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其核心就是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之风。张居正认为当时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吏治不清”。他以“课吏职”即加强官吏考核为手段,“斥诸不职”,“省冗官”,淘汰并惩治了一批。在执行上,张居正“信赏罚”,“持法严”,使赏罚有准,不姑息。在张居正执政期间,“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饰非”,朝廷号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行政效力大大提高。如:黔国公沐朝弼屡次犯法,应当逮捕,但朝廷舆论认为此事很难办,张居正就改立沐朝弼的儿子袭爵,派飞马前去逮捕沐朝弼,沐朝弼没有反抗,被解到京师,张居正免他一死,将他幽禁于南京。再如,张居正因御史在外常常欺凌巡抚,决定压一压他们的气焰。只有他们有一件事稍不妥,马上加以责骂,又饬令他们的上司加以考查。又如,当时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盗贼群起,甚至抢劫官府库房,地方官员常常隐瞒这类事情不上报,张居正下令如有隐匿不报者,即使是两袖清风的官吏也必撤职,地方官再不敢掩饰真情,抓到强盗,当即斩首处决,并追捕他们的家属,盗贼因此衰败。在军事上,张居正任用戚继光镇蓟门今河北迁西县西北,李成梁镇辽东今辽宁辽阳,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加强北方的防备,并在边疆实行互市政策,互市使马匹大增,减少了太仆寺所需种马,就叫老百姓折价交银,使太仆寺积蓄金四百余万。互市又使边疆在政治经济上保持稳定、正常,如封俺答北方蒙古首领为顺义王,在大同、宣府、甘肃等地立茶马互市,保持贸易往来,俺答长久没有来犯边关。在经济上采取的措是清查土地、改革赋税实行“一条鞭法。张居正先从清查土地开始,他认为“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是“国匮民穷”的根源。于是在公元1578年万历六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进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税的田产,到公元1580年万历八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三百万顷。朝廷的赋税大大增加,所以说:“自正正德嘉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接下来,张居正又开始改革赋税,实行“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法”其主要内容就是:1以州县为基础,将所有赋税包括正税、附加税、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全部徭役统一编派,“并为一条”,总为一项收入。过去田赋有夏粮、秋粮之分,征收上又有种种名目,非常繁烦,现在统一征收,使国家容易掌握,百姓明白易知,防止官吏从中渔利。2关于徭役征派,过去有里甲、均徭、杂泛之分。里甲按户计征,不役者纳“门银”户银;均徭、杂泛按丁分派,应役方式又有力差以身应服、银差纳银代役之分。现在取消里甲之役,将应征的全部门银,同丁银合并一起。“丁银”的计算办法,是将力差的“工”劳动和“食”服役期间全部生活费用折算为银;如“银差”则按纳银数再加收少量“银耗”碎银化铸银锭时的损耗,然后全部役银以“丁”和“地”或田粮两大类因素统一考虑编派征收,即所谓“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自此,户不再是役的一种根据,丁的负担也部分转到“地”或“粮”中。3赋、役之中,除国家必需的米麦丝绢仍交实物和丁银的一部分仍归人丁承担外,其余“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4官府用役,一律“官为佥募”,雇人从役。过去由户丁承担的催税、解送田粮之差、伐薪、修路、搬运、厨役等一概免除。这一改革措施赋役折银征收,既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必然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其次则是整肃意识形态,明朝是一个文官治天下的国家:重文到军队要文官指挥的程度。当时王阳明心学很受推崇,其著名的游说讲学名士,王阳明的心学理论崇尚吹捧者何心隐四处讲学很受欢迎。张居正是个做实事的人,他认为“其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最终何心隐被张居正所杀。万历七年,张居正由此查封书院六十四所。张居正的变革目的是为了维护大明王朝的统治,但这一系列改革措施也都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促进了经济发展,他不愧为中国封建社会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却缺少豁达的风度,他的改革又触动了一些官僚集团的利益,自己又不甚检点,给反对派留下许多口实,在公元1582年万历十年他病逝以后,新法全部被推翻,自己也身败名裂。而导火线则是公元1577万历五年、张居正父亲死后“夺情”事件。封建社会父母死了,其做官的儿子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三年,至少27个月,假如政务紧急,离开不得,那么皇上可以“强迫”他留在位上,不回去尽孝子之情,算“夺情”。这一办法只能在极特殊情况下偶然一用。此时十五岁的皇帝离不开张先生,张居正也觉得变革正在展开,如离开,恐中间有变,户部侍郎李幼孜想讨好张居正,就首先上疏提出丧期内张居正不去职,以丧服办公,两宫太后也不愿张先生离职,于是张居正决定遵旨“夺情”了,但当时就有许多人认为这样做不可以,这些人都遭到了廷杖、贬斥甚至流放等。第二年,张居正的父亲死去一周年,张居正请假,回原籍安葬父亲,皇帝给了他三个月假。张居正带随从和护卫还乡,一路上地方大员郊迎郊送,还送上许多赆仪和奠金。而江陵城为张居正的父亲葬礼,倾城出动,葬礼空前的盛大。张居正安葬完父亲回京,万历皇帝揩百官在郊外迎接,两宫太后也各派太监李琦、李用来宣谕慰问,恩宠甚佳。但神宗自即位以来,由冯保照料他的生活,关怀备至,稍不听话,马上去报告慈圣太后,慈圣对皇帝训导很严,每每说:“要是张先生知道了,怎么办?”万历皇帝很怕张先生,渐渐长大了,心里有一种压抑感,开始讨厌张先生了。张居正自从父丧后,更加偏激,骄纵,对满朝文武官员升贬,大多凭个人好恶。周围办事的人多接受贿赂,张居正的三个儿子都考中进士,家奴游七捐钱买官,置身士大夫行列,人们对张居正越来越不满,而火上浇油的是,张居正的好色早已蜚声朝野,直到晚年仍然"好色"、"喜佳人"。据正史可查,张居正光是小妾就拥有40多,传说兵部尚书谭纶曾把房中术传授给张居正,使他连战连捷,更有意思的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竟也将成车的沿海特产海狗肾壮阳药进献给张居正,使其钢枪不倒,这还不算,戚继光甚至花费千金购买两名波斯美女,号“千金姬”进献给张居正。而事实上,对张居正的非议主要还是因为他的改革得罪人太多了,而他的私生活不检点只能说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张居正作为政治家,并不过多强调道德的力量,只要有助于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便毫不在乎手段的正义与否,这让张居正一方面成为政敌眼里最卑鄙的弄权小人,而另一方面又为百姓为国家实现了很多有利大政。他大肆收受很多将军的重礼,而且心安理得地说:如果我不收下他们的礼物,他们怎能安心御敌?张居正打击一大批言官,且一本正经地说:“时间紧迫,没有时间去察看谁行谁不行,他们遇上我只能算他们倒霉,只要江山社稷不倒霉,冤枉几个人算什么?!”公元1582年,57岁的张居正因病身亡,万历皇帝赠上柱国,赐谥号文忠,追封太师。刚刚失去主心骨的皇帝内心很忐忑,毕竟这十年在老师的帮助下,大明王朝似乎在回到正轨。然而,万历皇帝毕竟已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要自己“乾纲独断”,于是首先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的施政纲领,反对派们见状万分活跃,墙倒众人推,从前被冯保、张居正排挤走的前任首辅高拱也送来了《病榻遗言》,为自己申诉,第七代辽王妃王氏也上奏疏,说张居正诬陷辽王,霸占王府张居正在老家江陵城住的是获罪辽王的王府。所以说,伟大的政治家也是有瑕疵的,靠道德是做不成事的,而张居正固然是矛盾的,死后,政敌利用张居正坐32人抬的大轿回乡省亲,好色荒淫、贪污之类狠狠攻击其软肋。此刻,万历皇帝长期被**的反叛心理终于被调动,其童年那种害怕“张先生”的心理阴影,被逼写过罪己昭的呵责等等,一股脑儿涌上万历皇帝心头,这些童年的屈辱记忆无疑坚定了万历皇帝处置张居正的决定,所以可想而知,万历皇帝终于拍板定案,一言九鼎地给张居正加上诬蔑亲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等一些列罪名,并一股脑儿地公布于众。此刻,张居正家族只有挨打的分了,接踵而至逼死张居正的儿子,查抄其家产,饿死张家十几口人,甚至挖坟掘墓以解其恨,不过这都不算最严重的,最严重的则是万历皇帝废除了张居正的改革成果,从头到尾否定张居正所做的一切。不知道身为老师的张居正如果能看到后来这一切,而身在阴曹地府的他,其心里到底是什么感受?他悉心教养的学生,从识字到治国,张老师是不是一直以为他和皇帝的政治理想是一致的?或许,张老师还曾希望他退休之际能交给万历一个盛世之国。当然这一切都不可能了,因为张居正已经死了。张居正没有为自己选好继任者,也没有嘱咐皇帝沿袭他的治国理念,即便张居正的大儿子自杀前喊出“冤死我们家无悔,希望能臣能辅佐君王”也无任何鸟用。在朝野一片诋毁声中,只有学者李贽替张居正说了公道话,称颂张居正是“宰相文杰”不过也如石沉大海,而直到明熹宗朱由校临朝执政时,仍有许多官员替张居正鸣冤叫屈,迫于舆论压力,熹宗朱由校下诏恢复了张居正过去官职,并安葬祭祀。公元1630年崇祯三年礼部侍郎罗喻义等人继续上诉为张居正鸣冤,由此,崇祯朱由检恢复其二个世袭荫职及诰命,并恢复张居正之子张敬修的官职,张家在天之灵终于得到稍许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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